中国家庭｜从家长参与看阶层优势是如何被激活的

　　2017年10月，清华大学附属小学的一份作业在媒体上引发广泛关注。在苏轼诞辰980周年之际，该小学开展致敬苏轼的自主研究活动。六年级学生以分组合作方式，在教师指导和家长协助下完成了系列研究报告，如“大数据帮你进一步认识苏轼”、“苏轼的朋友圈”、“苏轼的心情曲线”、“苏轼的旅游品牌价值”等。随后，《当小学生遇见苏轼》的作业在媒体上流传开来，人们惊叹小学生何以能够完成如此有趣而又严谨的研究报告。

　　有趣的是，春晚节目也敏锐地捕捉到此类普通家庭的日常关切。2018年的《真假老师》讲述了一位家政服务员，因为中学生雇主的父母常年出国不在家，被请求假扮成“妈妈”来迎接老师的家访，贾玲说出的“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为核心话语；2019年的《占位子》讲述了几位家长使出浑身解数为孩子占“C位”的故事，沈腾所说的“今儿早点儿回去陪孩子”是着力点所在。

　　此一现象犹如一个症候，折射出家长参与正在成为新的教育情势，既渗透到城市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中，也成为国家干预的对象。

　　在教育不平等的研究视域中，当我们从教育机会获得转向学校教育过程，家长参与的社会分析意义可以凸显出来，从而有助于打开学校的黑箱。通过在两个初中班级的民族志调查，我们力图探究中国城市中的家长参与具有何种特征？不同群体之间又存在何种分化？

　　不断强化的教师要求

作为一项教育政策，家长参与开始自上而下地推行。笔者访谈一位初中校长时，他用“摆渡”来表达家校关系的重要性：“学校与家庭之间的距离，需要双方都靠近。如果家庭与学校都不动，人与人之间（隔着）一条河，此岸是你，彼岸是我，大家都不找一个摆渡的东西，永远都是（隔着）一条河。”

　　2020年5月14日，老西门，母与女。 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班主任是践行家长参与的核心角色。笔者在学校调查时参加了一次家长会，班主任在介绍完考试成绩、作业完成情况等内容后，以自己陪伴正在上小学的儿子学习为例对学生家长提出家长参与的要求：

　　“每天回到家，儿子的每一本家庭作业全部要检查。检查完了干什么？要孩子背语文、背英语，我陪你一起学。背完书之后就是亲子聊天时间，聊十五分钟到半个小时。聊学校发生了什么，你觉得班上哪个人怎么样，今天有什么开心的事，上了什么课。聊完就是亲子阅读。他看书，我陪着他看书。习惯不是一天两天养成的。每天晚上陪他的时间都超过了两个小时。”

　　教师的要求呈现出以下特征：持续的关注、耐心的陪伴、细致的规划、主动地介入等，体现为陪伴的技艺。

　　第一，陪伴的技艺不是家庭中的私人事务，而是要呼应学校教育的体制性要求，由此家长参与需要从温情脉脉的情感转化为严格的规划；

　　第二，陪伴的技艺是家庭空间中深思熟虑和精打细算的政治实践，以平等的关系谋求知识的灌输；

　　第三，一整套有关陪伴式教育的知识在整个社会中扩散，门类繁多的小册子、指南、窍门、说明书以简便易行的方式悄然转化或扭曲着教育学经典中的知识和理念；

　　第四，陪伴的技艺不断转化为学校标准化考试中的绩效，无法转化为“利润”的技艺就不能成为“通货”流传开来，这是优势阶层和学校体制共同“谋划”才取得的“成就”。但是，对于学校的要求，不同类型家长的回应却又很大差异。

　　打工群体的被动应对

　　打工群体是没有接受高等教育，从事体力或技术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散居于居民区和城乡结合部，为了让子女能够进入城市学校就读，通常要克服重重困难。当笔者向家长提及城市教育与农村教育的差异时，他们普遍认为城市教育条件要好得多，也愿意竭尽所能让孩子留在城市读书。而当笔者向教师提及打工群体的家庭教育状况时，他们则普遍认为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关注度不够。按照通常的想象，外来务工人员进入城市后其教育观念可能会有所转变。但事实上，教育观念却与早期农村生活经历有着紧密关联，并不会随着进入城市工作而轻易改变。

　　打工群体家长在谈及自身角色时所使用的“不识字”、“没文化”、“文化低”等词汇，呈现出“难以胜任的家长”形象。打工群体家长无力介入孩子的问题时，有时会采取放弃的方式。一位家长说，“我们家小孩成绩不好，英语老师每天会把英语作业发过来叫他做，我也知道他学不好，我也不叫他做了，较了也没得用，纸上谈兵的话说出来也白讲。”而有的家长则在具体问题上处于放弃状态。针对孩子上课不发言的问题，一位妈妈说，“我们就希望老师多叫他几次，让他发言。关键是他已经形成这个习惯了，你想叫他怎么样也不可能了。”“靠自己”与“放弃”的心态，显示家长处于“被动应对”的状态。

　　对打工群体而言，自身储备的知识无法有效回应学校教育的要求，最后采取“被动应对”的策略。而对教师而言，产生力量都打在“棉花”上的感受。面对教师的要求家长处于弱势，但也通常不会改变所持有的教育观念和应对方式。此一状况，就如同容易被刺破但结构却异常稳定的“橡皮”。

　　工薪群体的模仿依循

　　对成长于城市社区、基本延续父辈地位的工薪群体而言，相对稳定的工作、居所和生活环境，构成了其社会生活的底色。在教育竞技渐趋激烈、学校要求不断提升、辅导班日益盛行的氛围中，家长拥有相对宽裕的时间关注孩子的教育问题，家长参与意识也得以提升。

　　访谈中一位妈妈说，“工作之外全是她”，这体现了孩子处于家庭生活的中心。一位妈妈面对孩子不能有效完成作业的问题，推掉单位的应酬，努力向班主任寻求帮助：“前几天我就很纳闷，他现在这个作业我没办法辅导。有段时间发现我好像神经衰弱了，很疲惫，很累很累，觉得使不上劲，一点都帮不上他。我着急的实在不行了，就去跟班主任沟通，我平常去烦她也多。”为应对学业问题，无论是自主还是被动状态，家长都认为“需要参与到学习之中”，而不是靠孩子自己解决问题。

　　工薪群体自身没有通过学校教育实现社会流动，但是相对稳定的城市生活条件，使得他们对自身在孩子学习过程中的角色有着比较明确的定位。不仅如此，家长还力图提升参与能力，以努力适应孩子的需要。一位妈妈对孩子的教育给予了比较密切的关注，“家长碰到的话都会沟通的，了解一下她们怎么教育小孩的。有时候会加一些群，聊一些孩子的教育方法。比如，小时候对孩子的教育是比较命令式的，跟其他家长讨论之后，就渐渐比较尊重孩子了。你（家长）的方法不一定适合孩子，就换个方法跟他讨论。对小孩的教育方法不能一成不变啊，毕竟孩子也渐渐大了。” 工薪群体家长对自身角色的定位上，不再像打工群体那样处于难以胜任的状态，而是努力改变自身，“学习成为合格家长”。

　　为回应学校教育的要求，工薪群体家长在无法有效调动自身知识储备的情况下，力图采取“模仿依循”的方式满足家长参与的需要。一位妈妈说：“我们怎么采取措施？就天天晚上盯啊！说句老实话，就像英语，它认识我我不认识它。那我怎么办？单位一个朋友教我一个‘最老土’的方法，以前我是放假的时候，现在是每天晚上逼着他读，就是从第一课读到最后一课。这个礼拜我让你写这个课文，但是到礼拜六礼拜天我会抽查一下，叫你自己默写。那我怎么办？我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对，我只有这个办法。”

　　“盯”这一词汇颇为传神，意味着工薪群体在无法像教师那样提供有效指导的情况下，并没有放弃陪伴和监管，而是采取生硬模仿的做法。工薪群体在回应教师要求时，如同具有弹性可以拉伸的“橡皮圈”，因相对优越的城市生活条件可以为应对教师的要求而产生形变。

　　中产群体的主动建构

　　对于父辈接受了高等教育且从事专业技术或管理等工作的家长而言，“一切都围绕着他转”，意味着孩子处于整个家庭生活组织的中心，学校教育事务自然也成为核心关切。由于中产群体属于“教育成功者”，更熟悉学校的课程、教学与评估，心理上与学校的要求靠得更近，产生较强的参与意识。“小学时我会陪着背英语单词，学习语文课文”，正是这种参与意识的鲜明体现。中产群体家长往往非常重视对子女教育的投入，也愿意采用平等的方式“陪孩子一起学习”。

　　作为学校教育的成功者，中产群体对学校所传授的知识并不陌生，更愿意从类似教育专家的角度对问题作出分析和解释。不仅如此，家长还力图将孩子自身作为认知和分析对象，从而不断寻求恰当的教育方式。广泛流传的家庭教育指南，为塑造家长参与能力提供了重要指引。中产群体对教育的关注，类似以教师的角度分析孩子的问题，力图扮演起“模拟的教育专家”的角色。但是，在自身能力被激活的过程中，家长所逐渐建立起的“自信”也很容易使家长自身与孩子“捆绑”在一起，陷入持久的“教育竞技”状态。

　　积极介入的策略意味着家长需要对子女面对的问题展开诊断，并借助相关资源展开行动，而一位妈妈所说的“温柔的坚持”则以曲折又巧妙的方式达成目标。在孩子遇到家长无法解决的问题时，中产群体更有可能寻求专家的帮助。中产群体家长可以主动介入到子女的教育事务之中，这一过程如同自主建构“积木”，既显示出在学业辅导和能力发展上自主拼接的优势，但也让自身陷入持久的焦虑之中。

　　家长参与成了“社会蒸馏器”

　　家长卷入学校教育成为重要趋势，并且常被视为教育发展的重要表现。它正在迅速改变教育场域的基本结构，塑造起新的教育情势。在学校公共事务参与尚未充分发育的情况下，家庭中围绕子女学业的私人事务的参与却迅猛发展。在这一意义上，家长参与有可能成为一种通货，即马克思所说的“社会蒸馏器”，那些无法有效回应教师要求的家长类型会成为社会排斥的对象。在这一过程中，家长参与不仅会加剧教育不平等，优势阶层自身的家长参与行为也面临着异化的风险。

　　（作者沈洪成系河海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本文基于发表在《社会》2020年第2期《激活优势：家长主义浪潮下家长参与的群体差异》修改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