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一：害了孩子，肥了教辅，误了国家：减负为何越走越偏？

原标题：陆一：害了孩子，肥了教辅，误了国家：减负为何越走越偏？

【文/陆一】

近十几年，教育减负的议论甚嚣尘上。各级政府为了回应这种呼声，从教学到考试、从课内到课外，出台了一批批限制性政策，却陷入久治不利的困局。学生的学习状态未见实质性改善，甚至还有进一步恶化的迹象。2018年起，为了彻底封堵“校内减负校外增负”，教育主管部门已经不得不宣称要一一审核多如牛毛的民间辅导的教学内容是否超标。眼见这种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要问，减负之路究竟是走到了最强攻坚阶段，还是已经日暮途穷？是时候彻底反思该不该把它作为我们的教育改革目标。

以日本为鉴，警惕宽松教育

同样是人口稠密、民众普遍重视教育与学历的东方国家，相似减负的政策日本已经实施了30年，几乎达到了全系统阻截教育竞争的结果，得到的却根本不是期望的局面：

第一，“宽松教育”政策直接导致日本公立学校瘦弱化、空洞化、失去教育威信，私营教育机构过度扩张。其中最成功者运用商业手段，把进取的志向变成应试焦虑，通过超量教育、过度补习把焦虑变现，从而实现超常盈利。

第二，日本“宽松教育”政策下，由于正规公立学校无法提供充分的教育，教育供给由公立向私立转移。这导致优质的基础教育变得越发昂贵，家庭教育负担倍增，全社会的教育不公平扩大。过重的教育负担进而抑制了生育意愿。

第三，国民学力显著下跌，“宽松世代”难以成为“勤勉日本”的接班人。相关政策不仅降低了学业的达标底线要求，还完全不为优秀学生提供国家教育支持，甚至由于反对大规模的竞赛、考试和选拔而取消了学习成绩优秀所带来的荣誉感。久而久之，宽松无压力的成长观念靡然成风，刻苦学习、拼搏进取、追求卓越确成了不健康的边缘少数。过去30年间，日本教育宽松是宽松了，但也造就了缺乏求知欲和进取心、受不了批评、害怕担责任、整体学力衰弱的“宽松世代”。这种国民性的改变令40岁以上、以勤勉苦干著称的老一辈日本人大失所望。

2016年5月，日本文部科学大臣驰浩在记者会上正式承认推行了30年的“宽松教育”失败，明言“现行教育与当初所期待的宽松教育及其本质性精神存在巨大差距”，因此日本中小学将不再削减学习内容，并将从2020年开始全面实施“去宽松化”的新课标。然而，箭在弦上的“去宽松化”政策需要合格的师资队伍支撑，但今天的年轻教师正是长大了的“宽松世代”。他们习惯了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成长，根本不知道该怎么严格要求、重视质量、重视挑战。从紧入松易，从松入紧难。日本的例子提醒我们：教育政策的惯性很大，彻底转向至少需要一代人的过程，因此不可不慎。

日剧《宽松世代又如何》剧照

教育减负与大国使命背道而驰

从结果来看，日本的“宽松教育”政策实现了教育的宽松化，但在中国，类似的“减负”政策却使学习负担越来越重。这是由于中日两国的社会情况有两个质的差别。

第一，高等教育的选拔性是大国教育系统的命脉。日本由于多因素交叠，已经丢失了高等教育系统的选拔性，而中国则没有。中国目前的高考竞争激烈，本科文凭（特别是一流大学本科）仍有社会公认的含金量。而在日本，由于18岁人口锐减以及多年来高校过度扩招，上大学变得非常容易，大量高中学业不充分的学生只要交得了学费就能读到本科。这种情况下，整个基础教育的弦松脱了，还动摇了高等教育的“选拔性”这一起点。这种关键文凭贬值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我们应当警惕的。当然，这不完全是宽松教育政策带来的效果，而是人口锐减和高校过度扩招共同促成的。

更重要的是，大国、强国的教育体系必须保有积极健康的人才选拔系统，这是国家独立自强，进而有资格参与国际竞争的底气所在。许多人羡慕芬兰等北欧小国的教育系统具有低选拔、低竞争性的好处，这是完全没有理解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的使命。小国在世界格局中偏安一隅，虽然教育竞争不激烈、升学压力小，但代价是整个国家的人才资源支撑不了健全的产业体系，只靠自己无法拥有一流的科技与国防实力，从而受制于大国主导的产业分工和经济布局。

正如托克维尔早就指出的，小国的特点就是生活相对自由而幸福，但代价是无力维持国家的独立自主。历史上，日本考试竞争激烈的时期与国家经济增长迅猛、大国雄心上升的时期存在某种一致性。如今日本的关键文凭贬值，高等教育选拔性丢失，看似是教育问题，实则是国势衰颓的表现。它给我们的教训在于：“宽松教育”和“科教兴邦”不可兼得。

第二，日本的“宽松教育”是一种“安逸富贵病”，然而中国人民总体上心态强健，认同通过教育改变命运。日本“宽松教育”的民意基础在于大多数民众生活富足后不忍心让孩子参与学历选拔的残酷比拼与野蛮竞争。日本在上个世纪就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2002年更达到普及水平，全体人口中拥有本科学历的比例远高于中国。日本社会各阶层的教育供给也非常均衡，经济均质化程度很高，全社会的竞争和阶层流动的焦虑感都不太强烈。这导致国家人才系统的活力大幅降低。

中国的社会结构、发展阶段都与日本不同，基于学历的社会流动还有很大空间，同时教育水平也还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别、城乡差别和校际差别。中国至少有两个群体的民众不信任“减负”。其一是数量庞大的为造就家中第一代大学生而竭尽所能的家庭，他们相信通过艰苦的竞争可以获得公平的向上流动机会，改善生活境况。其二，许多城市家庭虽然已经摆脱了物质的匮乏，但希望通过比较公平的、唯才是举的方式来获取相对较好的教育资源。他们承认学业负担是向上流动改变命运必须付出的代价，从而抵抗“关系”、信息不对称和金钱等不公平的上升途径。

曾经被报道的“衡水中学现象”，正说明这种全力以赴“造就第一代大学生”的需求在目前依然巨大。而近几年城市教育培训机构的迅猛发展，甚至成为市值超过百亿的上市公司，则可谓第二类群体的奋斗写照。可以说，中国民气尚存，减负呼声虽响，但尚未成为全民共识。在当今中国，参与学业竞争的意愿之强烈，根本“堵”不住。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