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博士被迫变性，隐瞒身份科研却超越巅峰：做女博士，究竟有多难？

原标题：女博士被迫变性，隐瞒身份科研却超越巅峰：做女博士，究竟有多难？

经典科幻电影《千钧一发》向我们描绘了一个充满“基因歧视”的未来。在现实世界中，有一位科学家也曾身陷因为生理特征而惨遭歧视的境地。而女博士们也终将期待着，世上所有人得到平等的那一刻。

来源：头条号趣史录、中国科学报、科研圈

经典科幻电影《千钧一发》向我们描绘了一个充满“基因歧视”的未来。基因工程的盛行让找工作、谈感情都变为了基因的配对。作为自然受孕降生的哥哥能力与“完美”的弟弟一样出色，但却受到了整个社会的歧视。只能倚靠黑市买来的基因身份如履薄冰地朝着梦想努力。

《千钧一发》剧照（图片来自网络）

在现实世界中，有一位科学家也曾身陷因为生理特征而惨遭歧视的境地。生而为人，从降生于这个世界之初，上天赋予人类的一切都是平等的。但在平凡的人世中，不平等的事情却常有发生。在东亚地区，男尊女卑的错误认知延续了漫长的岁月。

但令人震惊的是，在一些号称“自由民主”的国家中，性别歧视却依然存在。甚至在越高层的阶级中，这个情况就越严重，其中不乏一些学术机构。在美国，有一位女博士因不堪这样的歧视，在机缘巧合之下选择了变性手术，也因此而开启了不一样的人生。

本·巴雷斯变性前后

我们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一切人生来都是平等的。——托·杰弗逊

本·巴雷斯是一位著名的神经科学家，就职于美国科学院。他在神经学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治疗阿尔兹海默症提供了有效的疗法。多年来，世界神经科学领域的学者一直为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等疾病而感到困扰。

本·巴雷斯经过多年的研究，最终研制了治疗神经退化的药物，将有望缓解这一类的重疾。他的成就，使得神经科学研究登上了新的高峰，他本人也因此名声大噪。但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在成为世界认可且闻名的科学家之前，本·巴雷斯曾经遭受极端不公平且冷漠的对待。

成为一个“男人”

本·巴雷斯并不是一个只会闷头搞科研的学者，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堪称传奇。在闻名世界之时，他自称“本·巴雷斯”。但实际上，自出生以来，他一直叫“芭芭拉”。而且芭芭拉并不是男性，而是一个女孩子。

这位科学家经过了跨性别的手术，最终才使自己变成了一个男人。在正式步入科学界之后，芭芭拉选择通过医学手段使自己成为一个男人，对于他而言，男人的身份将使他后续的事业和人生都要顺畅一些。而曾经的芭芭拉，便成了他口中的“妹妹”，反而成为了一个虚拟的人物，但其实就是他本人。

芭芭拉本无意成为一个男人，毕竟生理上难以改变，但一场疾病却使她动了这样的念头。在毕业仅两年之后，芭芭拉就被检查出罹患乳腺癌。由于病情十分严重，为了保住她的生命，医生为她进行了乳房切除。

对于一个正常的女性而言，这是十分难以接受的事情。在失去了一部分女性特征之后，芭芭拉的想法与众不同。

她索性使自己完全脱离了女性身份，转而变为男性，也就是她自己创造出来的新身份——神经科学家本·巴雷斯。关于跨性别的事实，本·巴雷斯一开始一直对外隐瞒。直到后来，他才成了美国科学院第一位公开跨性别的科学家。

不堪被歧视的女性

芭芭拉选择变为男人的理由看似豁达，实际上也包含不少的心酸。除了患病的无奈之外，世人对于女性的歧视更是让她不堪忍受。在求学的过程中，芭芭拉一直在面对着这样的事情。即便她一直品学兼优，但在十几年的读书生涯中，她一直得不到与男性一样的平等与尊重。

这也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残忍现实，即便美国《独立宣言》强调“人人生而平等”，女性的地位依然得不到完全的保障。而在许多时候，“女博士”也常成为被调侃的对象，甚至被嘲笑为“第三种人类”。

芭芭拉在世界名校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但依然饱受歧视。在男性学者居多的大环境里，她无力反抗这样的现实。但也正因为如此的不公平，她更努力地学习，也为自己立下了更有难度的目标。

“越难越勇”，在巨大的环境压力之下，芭芭拉向更高的科学巅峰攀登。阿尔兹海默症这种让科学家和医学界束手无策的疾病，也因她而有了转机。但即便再优秀，身为女博士的她，依然等不来真正的尊重和认可。

因病切除乳房使她生理上发生变化，而跨性别手术的事例，则使她心理上有了抉择。这样一直面对歧视的优秀女性，最终身心俱疲不愿再忍受，便决定以男性身份开启新的生活。

手术很成功，而在成功变性之后，一切的成就才终于都得到了认可。对于芭芭拉而言，即便要抛开人生前几十年的一切，转而以“本·巴雷斯”的新身份生活有一定困难。但相比于被歧视的黑暗日子，她的未来还是会光明了许多。

走向光明的新人生

在成为一个男人之后，本·巴雷斯拥有的人生截然不同。同样的优秀，同样的出色，在男性科学家本·巴雷斯身上就得到了认可。倘若还是芭芭拉的话，将不会被众人欣赏。通过特殊手段改写的人生，终于迎来了曙光，他也第一次体会到了受尊重的感觉。

而他所热爱的科研事业，也因身份变化而变得顺畅许多。从助理教授到正教授，本·巴雷斯只用了三年的时间，而他的“妹妹”芭芭拉可能一辈子都晋升不了。

隐瞒身份无疑令人痛苦，但在这样的假象之下，本·巴雷斯的成就却令人世人瞩目。他在神经学科研方面挑战不可能，并且最终成功了。经过多年的研究，巴雷斯找到了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致病因素——神经胶质细胞。

在这之后，巴雷斯联合其他方面的力量，最终研制出了有效治疗阿尔海兹默症的药物，缓解了无数病人的痛苦。神经类疾病曾是医学与科学界难以攻破的壁垒，而巴雷斯登上了这座高峰，其成就超越了无数的先数者，也是后来人的榜样。

神经科学界迎来了光明，而对于这个跨性别科学家而言，自己的人生何尝又不是走向了新的篇章呢？

在名声逐渐壮大起来之后，本·巴雷斯选择公开自己的跨性别身份。这也是一次对于人性的拷问：到了如今的时代，性别歧视究竟为何存在？

他呼吁人们消除性别歧视，以免更多不公平的存在以及爆发。作为一个遭受性别歧视的受害者，芭芭拉用自己的实际说明了一切。无论是女性芭芭拉或者是男性本·巴雷斯，两人的成就都是一样的，并不会因为性别而产生任何不同。而人们也终将期待着，世上所有人得到平等的那一刻。

本·巴雷斯的遭遇并不是个例。近日，两名亚裔美籍女科学家正向美国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状告著名私立医学研究机构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HHMI），理由是该机构在研究资助评审过程中存在种族和性别歧视。

亚裔美籍女科学家在 HHMI 的续约通过率低得不正常

这两位亚裔女科学家，一位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医学院和麻省总医院遗传学教授、表观遗传学家李纯慧（Jeannie Lee）。另一位是密歇根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 RNA 生物学家 Vivian Cheung。

现年 55 岁的李纯慧来自中国台湾，在哈佛大学完成本科课程后，于 1993 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2015 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她是 X 染色体失活、长非编码 RNA（long noncoding RNAs，lncRNAs）表观遗传调控等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李纯慧曾被聘为 HHMI 研究员长达十余年，享有配套提供的丰厚研究资助与薪资待遇。但 2016 年她没有通过这项学术资助的第三次续聘评审。据 Science 报道，今年 8 月李纯慧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 HHMI 在资助评审过程中存在年龄与性别歧视，超过 50 岁的女科学家很难与她们的男性同行公平竞争，而且亚裔美籍女科学家在 HHMI 的续约通过率低得不正常。她还表示，现年 72 岁的诺奖得主、与自己存在学术分歧的 HHMI 前主席 Thomas Cech 对自己 2016 年的续聘评审造成了破坏。

李纯慧。图片来源：哈佛大学官网

另一位亚裔女科学家 Vivian Cheung 的经历与李纯慧有不少共同之处。Cheung 52 岁，今年 3 月曾向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投诉 HHMI 存在职业歧视——她在投诉中表示，2018 年她没有通过 HHMI 研究员的续聘评审，是因为评审方存在种族、性别以及残疾人歧视（Cheung 患有一种罕见的遗传病，会导致视觉退化）。Science 报道称，本月她收到了 EEOC 的反馈，获得了提起诉讼的权利，她将很快付诸行动。

Vivian Cheung。图片来源：密歇根大学官网

李纯慧和 Cheung 的诉讼理由，都与 HHMI 研究员（HHMI Investigator ）这一职位的续聘有关。作为美国最大的生物医学私人资助机构之一，HHMI 拥有 201 亿美元的捐款，目前正在为 266 名 HHMI 研究员提供每人每年约 800 万美元的研究经费和薪水。这一职位每年都会向美国学术界开放部分名额，申请者必须通过 HHMI 内部组织的多层选拔、击败 TA 们的竞争者才可能获得资助和头衔——历年入选者通常是已经拥有稳定教职，并且取得过突出成就的杰出学者。在 HHMI 的支持下，已有二十多位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

根据 HHMI 研究员的官方申请指南， HHMI 研究员的聘期一般为 5 年，2018 年起延长至 7 年。但不论聘期长短，学者在聘期满后如想续聘（继续得到 HHMI 的资助），必须要通过 HHMI 组织的续聘评审。如果没有通过，HHMI 会为学者提供一个为期 2 年的退出计划。李纯慧和 Cheung之所以起诉 HHMI，正是因为她们认为自己在 HHMI 研究员的续聘评审中受到了不公正的性别与种族歧视。

2016 年 9 月，李纯慧的第三次续聘评审开始了。在上一个 5 年资助期里，她作为通讯作者或高级作者，共发表了包含 5 篇 “CNS” 在内的 18 篇论文；申请了 24 项专利；并于 2015 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同时，作为一名表观遗传学领域内的资深学者，她曾与 1989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Thomas Cech 就一种转录调控因子进行过公开的学术争论。

根据李纯慧向地方法院提起的诉讼，Cech 刚好也在 2016 年 9 月接受了 HHMI 的续聘评审，而且时间比自己早一点：Cech 在评审过程中告诉评审委员，他的“混杂模型”已经取代了李的“精确模型”。接下来，当李接受评审时，她的理论遭到了反复质疑。最终，李的评审成绩为“C”，没有通过续聘，不能再受 HHMI 资助；而 Cech 在那次评审中得了 “A”，直到目前仍是 HHMI 研究员。

李在诉讼材料中表示，HHMI 在书面评审意见中指责她在与 Cech 的学术争论中表现武断、暗中攻击对方。但是，李的理论模型已经得到了来自她自己实验室的数据以及其他科学家的数十篇论文的支持。李认为：“ 当双方在共同的主题上存在强烈分歧时，HHMI 对 Cech 博士采用了不同的标准，他们选择赞美、奖励、续聘白人，抹黑、批评、不续聘亚裔女性。”

Science 的报道显示，Cech 拒绝对李的研究和此次诉讼发表评论，但他们之间的学术争论仍在继续。但他也指出，在 1999 年至 2009 年担任 HHMI 主席期间，他向美国所有基层院校的学者开放了 HHMI 研究者的申请权限，目的是吸引更多不同阶层或背景的申请人。Cech 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鼓励发展多样性是我的核心价值。”他还指出，很多 HHMI 的计划都旨在促进学界多样性的发展，并且 HHMI “一直在推动多样性的发展”。

对于研究人体细胞 RNA 的学者 Cheung 来说，她并不比李纯慧幸运。Science 的报道称，Cheung 在 2008 年获得了 HHMI 研究员的称号和资助，并于 2013 年成功通过续聘评审。但是她在对 HHMI 的指控材料中提到，2014 年自己的遗传性疾病被确诊后，HHMI 拒绝资助她聘请助手，认为她不具备开展远程工作的能力，并威胁要终止合同。随后，在 Cheung 的第二次续约评审之前，HHMI 一方向她施压，要求她接受一份为期 5 年的退出资助计划。Cheung 拒绝了这项要求。

来自加州大学哈斯廷法学院的 Joan Williams 表示，在这两个案例中，两位女科学家都表现出了对权威的拒绝和抵抗—— 李和一位诺奖得主存在学术分歧，而 Cheung 则拒绝了一个著名研究机构的资助安排。她还表示，“有研究证明，那些不愿被支配、表现强势的亚裔美国人经常会招致白人的厌恶。”此外，李与 Cech 的学术分歧可能不利于她。Williams 认为，如果一个人的工作被他人质疑，而且这个被质疑的人又不是成年男性的话，那么 TA 的职业生涯将为此受到严重打击是一件当下很常见的事。

Science 记者也对其他一些曾做过 HHMI 研究员的亚裔女科学家进行了采访。其中有 2 位认为 HHMI 对亚裔怀有偏见。还有一位美籍华人女科学家认为，与她同时竞争续约资格的两个白人男性科学家的工作质量和开创性和自己相比并没有特别突出之处，但最终她还是被淘汰了。

女博士人数早已超过男博士

2018年10月，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The 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发布2017年美国研究生院招生和学位颁发年度报告。其中有这样几个有趣的发现。

第一，女性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连续九年多于男性。在2017年授予的79738个博士学位中，女性获得了其中的41717个学位，占总数的53%，而男性获得了37062个学位，占总数的47%。自2009年以来，女性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每年都超过男性。2017年更是创下新高。此前，美国教育部的统计数据表明，1978年，女性获得副学士学位（associate degree）的人数首次超过男性；1981年，女性获得硕士学位的人数首次超过男性；1982年，女性获得学士学位的人数首次超过男性。因此，2009年可以说是男性正式成为高等教育“第二性”的第一年，从副学士学位到博士学位，男性都居少数。

第二，在上述研究所跟踪的11个研究生领域中，2017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人数超过男性的为7个，它们是艺术和人文（53.2%女性）、生物学（52.6%）、教育（69.8%）、健康和医学科学（70.3%）、公共管理学（75.6%）、社会行为学（61.1%）和其他领域（52.4%）。而男性依旧在商业（51.1%）、工程（76.6%）、数学和计算机科学（74.9%）以及物理和地球科学（65.9%）等领域占据多数。

第三，上述研究显示，就入学比例而言，女性也同样占有优势。在美国，女性占研究生总数的57.9%，而在某些领域中，女性的比例更高。如教育，75%为女性；卫生和医疗科学，78%为女性；公共行政，77.3%为女性，总体来看，女性人数超过男子三倍或着更多。

应该说，上述研究数据并非孤立。2018年12月，美国心理学会（APA）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心理学研究生项目中，女性人数多于男性，基本达到了3：1的比例。而在所有博士项目中（最终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或心理学博士学位），女性平均占在读学生的比例在74％以上，但各个子领域之间存在一定差异。比如在认知心理学领域，女性占在校学生的54％，男性占46％。同时，在学校和发展心理学领域中，女性分别占在读学生的85％和82％。

女博士之困

虽然女博士在数量上占据了优势，然而，女博士在读博期间所遇到的问题要远远多于男博士。

根据2018年3月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健康研究中心的一份最新调查，攻读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课程的女研究生比男研究生更容易出现严重的抑郁和焦虑。在接受调查的2279名研究生中，有43％的女性患有中度至重度焦虑，而41％的女性则感到抑郁。与此相比，分别属于同一类别的男性比例则为34％和35％，要低于女性。

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对于女博士而言，女性所面临的比男性更多的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调查者发现，女性在承受压力环境中的反应与男性不同。过去的研究表明，抑郁症和慢性焦虑症确实在女性中更为普遍，而且高压之下的读博生活可能加剧这类问题。特别是在男性为主体的理工类学科领域中，这种表现更为明显。2018年10月24日，美国最大的科学团体——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在其网站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当你是唯一女人时：男性主导群体中女性博士生面临的挑战》的文章，述及女博士在这方面所面临的种种困境。

其次，女性要承担更多学习、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所带来的巨大压力。有研究发现，女性在照顾亲人上的时间比男性多50％。对于已有家庭的女博士而言，她们在紧张的学习、研究之余，所要承担的照顾家庭、养育孩子甚至赡养老人的众多工作，与同样有家庭的男博士相比要多，甚至要多很多，因而她们承受的压力也更大。

再次，越高的学位越昂贵。除一些顶尖高校外，读博全额资助也越来越少了。在同样具有财务困难的情况下，与男性相比，女性所面临的压力也更大。根据相关研究结果，从长远来看，后悔自己申请学生贷款的人群中，女性多于男性，分别为48％和40％。

女博士如何走出困境

那么，女博士自身又该怎样走出困境？应该说，无论男博士还是女博士，每个人的情况都有所不同，单就女博士而言，理工类、农医类女博士与人文学科领域的女博士也会大有不同，各自所遇到的问题都不尽相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找到女博士读博所遇到的共性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

总体而言，女博士可能需要得到的帮助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男性占多数的学科领域中，女博士总是显得孤立无援。就像有美国媒体报道所说，女博士有时候会身处男性的海洋中。如此一来，女博士所经历的一些不良的环境——诸如在研讨会上自己提出的学术观点不被重视，甚至受到歧视，要被迫接受一些被贬低的笑话等。专家的建议是，在读书之外，女博士要有意识地多参加社交活动，包括要更多地融入到学术团体之外的社群以及生活之中。

第二，在学术研究中，努力组建学术团队。有专家建议说，如果无法与男博士组成学术团队，那么，女博士可以想办法与志同道合的女博士一起组成学术团队，大家可以定期开会，分享研究成果，相互支撑相互帮助。这种小小的学术团队，往往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甚至会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对于很多女博士来说，这样的学术团队可以很好地帮助和支撑自己度过艰难的求学生涯。

第三，女博士应该更加自信，既能积极融入一个陌生的，乃至是男性为主的集体之中，同时也要有勇气面对一段可能较为孤独的人生经历。用一位美国女博士的话说，随着时间的流逝，自己适应了成为房间中唯一的女性。但与此同时，女博士也可以积极主动地组织集体活动。一位美国女博士介绍说，自己说服了同实验室的小组成员，每周至少一到两次聚餐，这样的活动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如今反倒带动了这个学术团队的团结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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